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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族群认同和历史记忆是中华民族凝聚发展的一个关键，也是中华文明探源的意义之一。”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、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首席专家王巍(wángwēi)说，从考古年代和地理位置、遗址(yízhǐ)性质、等级和内涵上判断，陶寺是同“尧都”最(zuì)吻合(wěnhé)的遗址 文 |《瞭望》新闻周刊记者 赵东辉(zhàodōnghuī) 刘翔霄 微风徐来，历史的(de)尘息在旷野中飘散。 城墙、宫殿、龙盘，王族大墓(dàmù)、朱书文字、“古观象台”……行走(xíngzǒu)于脚下这片黄土地，一处处遗迹(yíjì)如同阿拉丁神灯般，擦亮中华文明的早期进程。 这里是陶寺遗址，向世界展示(zhǎnshì)了一个以政治文明为中心的国家都城遗址的范例。坐落于山西省襄汾县塔儿山向汾河谷地过渡的黄土塬上的陶寺遗址，与浙江(zhèjiāng)良渚、陕西石峁和河南二里头一起，并列为中华文明探源(tànyuán)工程(gōngchéng)四处都邑性遗址。 既然陶寺是一座都城，那它是谁的(de)都城？与此相关，尧，是历史上怎样一位人物(rénwù)？ 几代考古人通过“考古—文献—人类学(rénlèixué)”证实，陶寺社会至少(zhìshǎo)历经400多年的历程，它所呈现出来的文化现象、精神标识，与“尧(yáo)”“尧都”有着密切的印证关系。 近日，《瞭望》新闻周刊记者走进陶寺(táosì)遗址(yízhǐ)，从历史的回响中，触摸中华文明起源的脉动。 晋南地区，中华文明的(de)重要发祥地之一。 古史记载，晋南是上古时期(shíqī)尧舜禹三代圣王都城所在，“中国”之名由此而来。这片古老(gǔlǎo)的(de)土地保留有7000年前到(dào)2000余年前的文化传统，被中国考古学泰斗苏秉琦先生誉为中华民族总根系中的“直根”，是中华文明探源不可或缺的一域。 20世纪50年代末，考古工作者在晋南地区寻找夏墟(xiàxū)时，有了一个意外(yìwài)的发现。 “在临汾市襄汾县陶寺乡一带，文物普查人员先是发现了大量(dàliàng)类型一致的(de)灰色陶片。陶片的分布区域很大，涉及多个(duōgè)村(cūn)，引起考古工作者的注意。”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、陶寺遗址第五任考古领队高江涛说。 从陶片等残存的(de)蛛丝马迹中，考古工作者(kǎogǔgōngzuòzhě)抽丝剥茧、顺藤摸瓜，初步确定这是一处龙山文化时期重要遗址。此后，随着考古不断深入，陶寺遗址的规模、性质等相继获突破(tūpò)，并被确定为晋南地区首选发掘(fājué)对象，为下一步考古打下基础。 1978年，陶寺遗址科学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正式启动。经过近(jìn)半个世纪的重点考古发掘和多学科综合研究，一个史前时期(shíqī)的重大遗址渐渐(jiànjiàn)浮出水面。 在这处面积达400多万平方米(wànpíngfāngmǐ)的(de)遗址中，考古人员发现了一座面积至少为280万平方米的巨型城址(chéngzhǐ)，掩埋于黄土之下。大城之内有面积近13万平方米的宫城，宫城内又现面积达6500平方米的宫殿基址和近600平方米的夯土基址。其(qí)面积之大、规模之宏伟，轰动海内外。“4000多年前，能够修建这么大一座城池，意味着(zhe)陶寺聚集着数量(shùliàng)众多的人群(rénqún)，已经拥有强大的组织和动员能力。”高江涛说。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、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首席专家王巍认为，这是(zhèshì)首次在中原地区发现夏王朝之前的超大型(chāodàxíng)城址，考古学(kǎogǔxué)上把它称为王权形成的一个重要标志。 在这座神秘的(de)大城里，文明早期都城初创时的“空间样本”清晰可见。从废弃的城址上(shàng)，考古(kǎogǔ)人员陆续发掘出大城城墙、宫城、宫殿建筑、仓储区(qū)、大型墓地、统一管理的手工业作坊区和普通居民区等，表明大城的功能曾十分完备。此外，考古还发现了具有观象授时功能的大型建筑，以及地位凸显的宫殿区、等级分化明显的墓葬、标志身份的礼器群等，点点簇簇，诉说着此处(cǐchù)不同寻常(bùtóngxúncháng)的过往。 “‘古观象台’等(děng)公共设施精准管理时空并服务于王权与(yǔ)社会，是陶寺(táosì)作为(zuòwéi)早期国家科技与制度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，标志着中华文明经天纬地的肇端。”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、陶寺遗址第四任考古领队何努说。 游客在(zài)陶寺遗址博物馆参观（2024 年(nián) 11 月 12 日摄） 杨晨光摄 / 本刊 世界四大古文明中，为何唯有中华文明延续(yánxù)至今？ 塔儿山下，汾水之畔。陶寺遗址的作答润物无声。4300多年前，中华文明的图景发生变化(fāshēngbiànhuà)。长江中下游良渚文化、石家河文化等相继衰落，中原崛起，兴盛于黄河中游晋南(jìnnán)盆地的陶寺文明脱颖而出(tuōyǐngérchū)。 “陶寺遗址考古发现了数量较多的、并非属于晋南地区文化系统的文化因素，其兼容并蓄、海纳百川的文化品质十分鲜明。”高江涛(gāojiāngtāo)说(shuō)，若把史前文化格局(géjú)比作(bǐzuò)“重瓣花朵”，无论地理位置还是核心实力，陶寺遗址都是当之无愧的“花蕊”所在。 在陶寺遗址出土的(de)5500余件各类文物中，由东南西北、四面八方汇聚而来的文化(wénhuà)因素在汾河岸边的陶寺经历了扬弃融合(rónghé)创新。良渚文化的玉琮玉璧、海岱地区的部分彩绘陶器、后石家河文化的玉兽面、甘青地区齐家(qíjiā)文化风格的大双耳罐，从历史穿越到今天，共同描绘出陶寺文化的开放(kāifàng)胸怀、多元面貌。 鼍鼓逢逢，回响(huíxiǎng)古今。 在陶寺遗址出土的7大类29件古乐器中，包括两种仅见于古代(gǔdài)文献的宫廷庙堂乐器——鼍鼓(gǔ)与特磬。相较于20世纪30年代在安阳殷墟商王陵发掘中的首次出土，陶寺的发现(fāxiàn)又把鼍鼓与特磬组合使用(shǐyòng)的历史提早了约千年。 “象征王权的(de)礼乐器组合在这里诞生，逐渐演变为夏商周(xiàshāngzhōu)时期的礼乐器。”何努说，陶寺已有了早期王权国家和礼制制度的出现，这些(zhèxiē)因素被夏商周和后世(hòushì)所继承发扬，也是人们普遍认可的中华文明的显著特征之一。 考古发现表明，陶寺社会(shèhuì)作风(zuòfēng)务实，致力于礼制的建立、实力的积蓄和可持续发展，有较为先进的政治文明形态，却(què)无十分明显的文化强势扩张之态。 从一些墓葬细节，可以看出陶寺(táosì)先民以礼治国、协和万邦的(de)(de)大政之道：各地常作为武器而存在的斧钺，在陶寺大墓中出现时尖刃向下、镂空雕漆，作为一种仪仗用具成排地沿墙摆放。大墓中还出土了拔掉獠牙的野猪(yězhū)下颌骨，以及两张折断的弓。 中华文明从起源阶段就具有“和合共生”的基因，在陶寺处处闪耀(shǎnyào)。 陶寺遗址为中华文明探源开辟(kāipì)了新天地，二十四节气、后世青铜时代的(de)范铸技术、古代都城的规划理念都能在此得到追根溯源。 “陶寺宫城(gōngchéng)是我国目前发现的(de)明确带有围垣的最早宫城，其‘城郭之制’完备，成为我国古代重要都城制度内涵的重要源头。”陶寺考古遗址(yízhǐ)公园规划师、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文物保护科技研究院副院长王璐(wánglù)说，陶寺遗址的主体建筑居于核心区域，这种建筑理念一直延续到明清故宫。类似“东厨”的房址位于宫城主殿东侧，推测后世“东厨”的宫室制度由此开创而来。陶寺宫城南墙上(qiángshàng)的“阙楼”式(shì)门址，也与隋唐时期洛阳城应天门阙楼大体相近(xiāngjìn)。 文明的进程，在陶寺(táosì)踏出了坚实(jiānshí)的一步。“陶寺的兴起，成为夏商周文明的直接前身，是中华文明从多元走向一体的重要开端。”高江涛说，它所呈现出(chéngxiànchū)的一种空前(kōngqián)的文化延伸到了今天，奠定了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基础。 “尧可能不仅仅(bùjǐnjǐn)是(shì)一个人，也可能是以(yǐ)尧为(wèi)代表的一个时代，代表着一个非常强大的族群、一个协和万邦的时代。”持有这一观点的高江涛等人认为，陶寺遗址应是以“尧或尧舜为代表”的那个时代的都城。 文献记载，夏代之前，存在(cúnzài)一个(yígè)中华文明早期历史阶段。“百年中国考古学实践证明，那个(nàgè)时代确实存在，并且已经进入文明社会。”高江涛说。 从地理位置(dìlǐwèizhì)看，陶寺所处地带，正是(zhèngshì)古史记载的“唐地”“尧墟”所在，而“陶唐氏”正是指“尧”。 陶寺遗址考古发现了(le)史前时期的早期文字或符号。对于其中一个字符的辨识，学界有共识，也有争议(zhēngyì)。晋南地方志资料显示，临汾市(línfénshì)下辖的襄汾、曲沃两县方言称太阳为“窑窝”，与“尧王(yáowáng)”发音相同。这一称谓极为特殊的方言，使用地域十分有限，与陶寺文化最核心区域即陶寺城址及其周边地区(zhōubiāndìqū)大致吻合。 何努等人据此推断(tuīduàn)，“窑窝”可能是“尧(yáo)王”的音转，“尧王”来自陶寺先民对太阳(tàiyáng)的崇拜。另外，加之临汾古称“尧都平阳”，“陶唐氏”正是指“尧”，因此，“尧”字可能性较大。 古史记载，尧很重要的(de)功绩便是观天测象(cèxiàng)、推算历法。如，《尚书·尧典》“历象日月星辰”“敬授人时”，《史记·五帝本纪》帝尧“乃命羲、和，敬顺昊天，数法(shùfǎ)日月星辰，敬授民时”。考古工作者表示，这在(zài)陶寺遗址都有重要的物证发现和相关研究，能够与传统文献(wénxiàn)的记载相互印证。 苏秉琦先生对于陶寺遗址的(de)历史定位是这样表述(biǎoshù)的，“大致距今4500年左右，最先进的历史舞台转移到了晋南。在中原、北方、河套地区文化以及东方、东南方古文化的交汇撞击之下(zhīxià)，晋南兴起了陶寺文化。……它相当于古史上的尧舜时代(shídài)，出现了最初的‘中国’概念(gàiniàn)。这时的‘中国概念’也可以说是‘共识中的中国’。” 中国考古学泰斗(tàidǒu)严文明先生也曾说(shuō)，“最早的中国是在什么时候呢？是在传说中的尧舜时代。现在(xiànzài)从考古来看，可能尧都就在山西的陶寺”。 尧(yáo)，创造了伟大的文明，时至今日已经成为(chéngwéi)中华民族共同认同的一个文化符号、精神标识。 “族群认同和历史记忆是中华民族凝聚发展的(de)一个关键，也是中华文明探源的意义之一。”王巍说，从考古年代(niándài)和地理位置、遗址(yízhǐ)性质、等级和内涵上判断，陶寺是同“尧都”最吻合的遗址。 作为尧的继承者，舜的故事(gùshì)在晋南也广为流传。 临汾向南，便(biàn)来到黄河之东留有舜帝犁沟、舜帝陵等诸多名胜的运城市。今天，人们在沉醉于历山脚下舜王坪那崇山峻岭、树木茂盛的自然风光之时，也重新吟诵起(qǐ)那首脍炙人口的南风(nánfēng)歌。据《礼记·乐记》记载“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《南风》”：南风之薰兮，可以(kěyǐ)解吾民(wúmín)之愠兮；南风之时兮，可以阜吾民之财兮。 也许，我们今天很难想象，禹和舜之间(zhījiān)经历着怎样的一种转承关系。但是，禹的儿子启创立的我国(wǒguó)第一个奴隶制王朝——夏朝，以(yǐ)它命名的“夏县”就坐落于今天的运城市。 夏县，古文献中记载的“禹(yǔ)都安邑”所在(zài)。考古证实，这方面积1300余平方公里的土地与“夏朝”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。20世纪(shìjì)70年代以来，考古工作者在夏县东下(dōngxià)冯村发现了现存面积约(yuē)110万平方米的夏时期遗址，这是目前晋南地区发现面积最大的夏商时期聚落之一，为解读晋南“夏墟(xiàxū)”的历史内涵、阐释晋南地区在中华文明进程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提供(tígōng)考古实证。类似惊人的发现，还在不断问世和揭秘中。 尧舜禹不是传说——随着越来越多考古发现的实证，我们将(jiāng)更多地触摸到(dào)那个时代的空谷足音。■